在2016年，在时任哈佛商学院（HBS）教授的Michael Chu的积极推动下，
宜信的CreditEase:Taking Inclusive Finance Online
（宜信数字普惠金融案例）
第二次被哈佛案例库收录，这是哈佛商学院2014年之后，第二次发布宜信案例
，
宜信也是第一家两次被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收录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
前不久，我们采访了案例的推动者Michael Chu教授，除了学术研究，他曾凭借商业可持续模式，带墨西哥康帕图银行IPO，获得了影响力空前的商业成功。聊到宜信，他说，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宜信创始人、CEO唐宁，两人便在办公室聊了很久。他还这样评价当时刚刚认识的宜信——
宜信模式极为创新：它在帮助小微企业主获得资金的同时，也为那些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而崛起的年轻专业人士提供了全新的理财渠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应对了大规模地在中国开展微型金融所面临的挑战，当时还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
Michael Chu教授
“还记得你那个改变乌拉圭的梦想吗？”
在全球顶级私募股权机构KKR的纽约办公室担任有限合伙人时，由于一位老朋友的话，Michael Chu开始参与微型金融方面的工作。之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担任过管理顾问、并在一家业务多元化的跨国集团任高管。
之后MichaelChu离开KKR，开始担任国际普惠金融先驱ACCION（安信永国际）的总裁兼CEO，为拉丁美洲的几家标志性的微型金融银行的创立和管理亲力亲为，包括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秘鲁的Mibanco，以及2007年在墨西哥证券交易所上市、全球第一家IPO的微型金融机构康帕图（Compartamos）国民银行。后来，他还与伙伴联合创立IGNIA——一家位于墨西哥、专注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他说：“在我看来, 微型金融是少有的对贫穷产生真正影响的举措之一。这也是我之所以离开KKR并进入普惠金融领域的原因。”从华尔街退休后，国际普惠金融专家这个标签，让他更具世界影响力。
2003年，Michael Chu受邀回到母校哈佛商学院开展教学研究，专注于普惠金融以及更广泛的金字塔底层商业，是哈佛商学院“全球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课程”和“全球医疗商业创新课程”联合创始人，他目前仍担任“全球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课程”联席主席。2008年，他与创立格来珉银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在日内瓦公开辩论，让全球整个行业看到了“商业可持续”和“社会企业”两种微型金融机构模式。这位生在中国云南，长在南美乌拉圭的华裔专家长期关注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尤其是中国。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宜信数字普惠金融实践得以写进哈佛商学院案例，他说：“中国将在未来的普惠金融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的人，能切身参与当今普惠金融行业的发展，令人兴奋。” 他还笑称自己是宜信和唐宁的“粉丝”。
辩论：姓“资”姓“社” 效率说了算
在世界普惠金融领域，这两种模式并存多年：“社派”代表穆罕默德•尤努斯扬 “社会企业”大旗，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服务赤贫阶层，捧得诺贝尔和平奖；“资派”代表Michael Chu则凭借商业可持续模式，带墨西哥康帕图银行IPO，获得的商业成功影响力空前。那么从穷人那里赚取利润到底公平吗？2008年，两位教授就这一问题在日内瓦进行了一次辩论，这是一次至今仍具借鉴意义的巅峰论剑。
Q：您和尤努斯教授曾有过公开辩论，现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论？
A：2008年，我和尤努斯教授在日内瓦的辩论非常适时，因为康帕图在前一年上市时，他曾直言不讳地地对其提出过严厉批评。现在看来，时间已解决了这场争论：
首先，康帕图刚上市的时候有66万活跃客户，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370万。其次，现在墨西哥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在抢着把以前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才享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大多数人，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还在持续下降。
康帕图银行的日子也变得复杂多了，它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可能急剧改变业务前后端的新生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但这正是我们创立康帕图时立下的目标：这家银行不仅要盈利，而且还要成为墨西哥最赚钱的金融企业。这是我们所希望打开的局面。实现普惠金融这个对社会非常重要的目标，不能仅依靠某一家企业，即使这家企业像康帕图或格来珉一样伟大。机构就像人一样：出生，走向辉煌，然后衰退。普惠金融这样的目标要超越机构，必须依靠一个行业，而创造一个行业的唯一方式，就是以较高的利润吸引其他机构进入。
Q：在非公开场合，您和尤努斯教授也会讨论吗？尤努斯教授的理论中，有哪些您所认同的观点？
A：我认识尤努斯教授很长时间了，很少有机会像在日内瓦那样直接辩论。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共同关注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和思想的潜能。
几周前在昆明我刚说过，我们俩的观点就好像油和醋，它们很难相融，但是，想要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它们都有其正确的用途。
Q：您认为商业资本和商业投资者在向穷人提供微型金融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A：在我涉足微型金融的早期，我也曾和多数人一样，先入为主地觉得，不应该从穷人身上获利。但是我和微型金融从业者一起实地探访后，就打消了这种观点。我理解到，这样的质疑出于人们良好的意愿——但这不是被服务的穷人的真实需求。
实地考察后，我才认识到，对这些我们想要帮助的客户来说，是否能在他们需要的时期内尽可能长期以最迅速、最低成本的方式得到有用的产品或服务，是最重要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赚了或者亏了多少钱，对客户并不重要。所以我采纳了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我也认识到，只能通过颠覆或创造一个行业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个成功的行业就能进入全球的资本市场。这是关键，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地球上70多亿人口中间的40亿人，如果不把他们和代表全人类积蓄的全世界投资人相连接，我们怎能奢求服务到这么多人呢？
理念：变革已来，监管是关键
Michael Chu教授认为，虽然竞争可以促成“金融产品价格越来越低、服务也越来越好”这样的有益结果，但市场需要监管者设立框架。这在任何市场中都很关键。因此，监管者能否有效、智慧地回应普惠金融领域即将到来的创新浪潮，是至关重要的。
Q：您认为微型金融机构应该挣钱还是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A：让微型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繁荣兴旺和确保微型金融机构盈利，这两个目标是协调一致的，而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盈利可以确保微型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可持续性，也是最终吸引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服务穷人所必需的。
Q：参与普惠金融实践，您遇到过质疑和阻碍吗？您是否怀疑过自己追求的理论和道路？
A：试图颠覆一个行业，你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特别是像金融这样根基牢固的行业。我在ACCION任职期间，先是在玻利维亚建立BancoSol，这是玻利维亚第一个在国家银行规则框架内特许的小额信贷银行；但是，紧接着在哥伦比亚建立的Finansol，却因为一些业务以外的原因不太成功。我们意识到，如果Finansol倒闭了，人们就会对将小额信贷引人银行业的做法提出质疑。因此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每个月都出差到哥伦比亚和金融监管者沟通，想办法让它起死回生。
然后就是在厄瓜多尔，当时整个银行系统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微型金融银行也难以幸免。所幸我和ACCION的同事们成功地让我们建立的那家活了下来。
再说秘鲁，我与该国总统、副总统进行协商，以我们认为能确保微型金融银行成功的关键方式创建了Mibanco。
现在回想我做普惠金融的经历，起步时，大多失败的机率要大于成功。但是自始至终，我从没有怀疑过我们追求的理念和模式的正确性，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非常愿意坚持不懈地追求我所信仰的理念。
Q：未来您想要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微型金融行业？您有什么担忧吗？
A：我相信微型金融行业已经开始了一场深刻变革，数字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普惠金融，而且将可以服务目前为止未触及的人口和区域。
但这种变革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历史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不是外科医生的手，而是铁匠的手。从非金融行业横刀插入的竞争者和初创企业会带来全新的模式，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了。有些人来也汹汹，去也匆匆；有些人起步艰难，却笑到最后。今天的从业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会自我变革，大胆创新，寻求合作，或者兼并其他公司。同时，我担心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可能会继续给一些即将过时的商业模式投钱，他们原本出于善意希望覆盖更多未被（金融服务）触及的地区。
这期间，监管的作用非常关键。面对从业者不断的创新浪潮，监管者是否能做到有效监管、智慧监管。如果监管得当，无疑将加速普惠金融的进程；但反过来如果监管失利，也会延缓普惠金融的进程。
未来：普惠金融，中国举足轻重
2003年，MichaelChu回到母校哈佛商学院开展教学研究，作为哈佛商学院“全球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课程”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主席。虽然从小在南美洲长大，但出生于中国昆明的他，也一直关注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普惠金融从业者中，宜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带队访谈并生成了“宜信数字普惠金融案例”，甚至自称是宜信创始人、CEO唐宁的粉丝。
Q：您曾称自己是唐宁的粉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A：第一次见到唐宁是在几年前，当时他参加了哈佛商学院和ACCION合办的“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项目。这是一个专为微型金融企业和行业组织、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设计的课程，我是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主席。唐宁来找我，在我办公室聊得很深入。他向我介绍自己刚创立不久的宜信公司，及其P2P借款模式。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他在做什么，因为那时P2P有点像Kiva（2005年成立的一家美国小贷机构）的模式，但是我们并不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大规模推广。
宜信模式极为创新：它在帮助小微企业主获得资金的同时，也为那些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而崛起的年轻专业人士提供了全新的理财渠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应对了大规模地在中国开展微型金融所面临的挑战，当时还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
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唐宁有个人魅力，极其聪明，乐于为中国做贡献。他总是有很多的想法，对问题和不同观点持开放的态度，颇具幽默感，有自己的观点，取得成就的同时仍脚踏实地。
这使得我产生了写宜信案例的兴趣，后来我们又在北京见面。此后我也很荣幸在后来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和一些高管教育课程中，多次邀请到唐宁作为分享嘉宾。
Q：宜信数字普惠金融案例何以入选哈佛案例库？
A：当我去北京对唐宁和其高管团队进行访谈时，宜人贷刚完成美国上市不久。
从获客、信审到放款，再到还款入账，一切都以数字方式完成，宜人贷的模式是全球最早的“端到端”模式之一。所以我想，如果要让世界各地的学生熟悉中国微型金融的历史和P2P模式，并让他们了解业界前沿，把案例决策定在最终决定宜人贷是否要上市的那个晚上，是一个完美的方法。
哈佛商学院教学材料库搜索“宜信”的结果
Q：对于中国市场，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A：宜人贷上市以来，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都开始涉足普惠金融服务。此外，普惠金融被列入国家级重任，这在现有银行业的一些未来规划中可见一斑。中国市场令人兴奋。在推动普惠金融的事业中，中国已经在数字金融的运用上领先，这背后正是宜信这样的引领者的创新在推动。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世界将不断出现新的普惠金融模式；毫无疑问，中国也将在全球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出生在中国，又有幸参与这个行业的发展，很兴奋、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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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韩静
编辑 | 月刊君
本文来自《宜信月刊》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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